第二论，成长的路径
对上一讲的内容做个总结，儒家子学所讲的“格物致知”是一种方法，从人性还原法开始，可以分三个步骤。
第一步是忠，忠又叫诚明，就是诚实的看清自己的内心，那些人性中最朴素的需求和愿望，从想要什么、不想要什么，到想被怎样对待、不想被怎样对待。
第二步是恕，推己及人，将每个人都当成与自己同样的个体，换位思考，推导出对自己的要求，进而延伸为普遍的行为规范。
第三步是中庸，是对上述两条原则得出的结论进行再检验，根据实际情况评判其合理性与实用性、普遍性，最后得到三个层次的行为规范。
这就是我们得到认识并检验认识的过程与方法，称为“格物致知”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上述的人性还原法，其得到的认知范畴，仅限于“人与人”，讲人应该如何与人打交道。
所以它是儒学，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。
所有认识都是用来指导行为的，那么认知如何指导行为，并且在实践中指出一条明确的成长路线，就是第二论的内容。
在讲成长路径之前，我们需要讨论几个问题，也是前面第一讲中埋下的伏笔。
第一个问题，孔子与笛卡尔
笛卡尔运用的意识还原法，与孔子运用的人性还原法，有什么不同？主要就是针对的问题不同，笛卡尔要解决的问题是“人与神”，而孔子要解决的问题是“人与人”。
笛卡尔所处的历史年代背景，解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是他根本绕不过去的一道槛，或者说就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。
有人看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三大原理，到最后居然是论证出上帝的存在，可能会感到好笑。但如果你是笛卡尔，面对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教会思想禁锢，恐怕就笑不出来了。
笛卡尔必须要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否则他本人以及他的学说，在当时恐怕就无法存在。
但笛卡尔做了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，就是通过逻辑推衍，重新定义了上帝的概念，赋予了上帝纯粹哲学意义的内涵。
在此基础上，他给后人指出了一条路：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而人们需要研究这个世界，对世间万物的研究探索，就是在接近上帝，也是在接近真理。
如何处理“人与神”的关系，这便是他给出的答案，也是理性主义的发端。
但孔子不需要解决笛卡尔所面临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在周朝建立之初就解决了。
关于武王伐纣，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当时的人做什么事都需要先进行占卜，武王决定伐纣之前，也请祭司进行占卜，得到的结论是不能成功。
周武王没有理会占卜的结果，还是决定率军讨伐商纣，最终取得了成功，而且他的这种做法，也得到了后世孔子的推崇……
至于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，大家可以仔细琢磨。
大家都听过一句话，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孔子为什么不说怪力乱神，不是他不能说、不想说，而是他没必要说，说了反而多余。
儒家子学研究的是人与人，它建立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，从人性还原法开始。
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——就是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启示，只需要人的自我审视，也就是说，不需要神的参与。
儒家子学得到认知的过程，就是纯粹的“人启”，而不需要“神启”。
有很多人执着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区别，但从建立认知的源头来看，人启论与神启论的区别才是最重要的。
人性还原法中所提到的人，就是最普通、最朴素、最普遍的人，而不是特殊的人，更不是身份高贵的人。
它本身就包含一个假设，大家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，从而改写了君子与小人的含义。
在孔子所处的年代，君子的语义实际上是贵族，小人的语义实际上是平民。但到了孔子手里，道德判断不再依据于身份，而是依据于行为。
在他看来，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为君子，而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则应该被称为小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这个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，根植在我们当代人的思想中。
那么孔子的学说，或者说儒家的子学，应该怎么概括？人道主义、人本主义还是人文主义？都不是，我们没必要用这些词汇去概括，它就是儒学！
第二个问题，孔子与王守仁
之所以要提到王守仁，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家的格物致知，而明代的王守仁有非常著名的四句偈，是其心学思想的高度总结——
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这四句话有什么问题吗？乍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，首先第一句讲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，不就是还原到一种尚没有得出认知的原始状态吗？
可是紧接着后面两句就有问题了，他并没有回答，人怎么能从无善无恶的认识状态，升华到有善有恶、知善知恶的思想境界？
他将具体的方法这一步直接就滑过去了，变成了一种玄学式的顿悟。
孔子讲的可不是顿悟，而是从人性还原法开始，得到对善恶的认知，以及如何检验这种认知的一整套方法。这套方法才是儒家的格物。
格物只是最朴素的认知起点，不是某种崇高的思想境界，而王守仁的心学，实践中很容易滑入主观唯心主义的轨道。
他最后得出的结论，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。但在儒家的子学中，“为善去恶”不是“格物”而是“修身”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。
我今天尚且可以在这里总结，什么是儒家的格物？王守仁这样的一位学问大家，他难道不清楚吗？以他的学识境界，说他不知道，我个人是不信的。
那他为什么还要那样说？我认为肯定有别的原因，有些话他没法说或者说不好说得太明白，只能让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而当时儒家子学的格物，早已失传两千多年。
子学在汉代被改造成经学的时候，格物就以一种很诡异的方式被掩埋了，后世还衍生出各种看似深奥精妙却似是而非的说法。
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。
第三个问题，孔子与马克思
在马克思看来，阶级社会的道德与法律，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。
那么在汉代以后，儒学成为了官学，成为了制定法律以及宣扬道德的理论依据，它本身就会异化为一种工具。
这个工具能不能拿来就用呢？当然不能，必须要对它进行改造，而这种改造的结果，就是汉代的经学。
现代人对儒学的批判，其批判的主要内容，包括君权、父权、夫权的压迫，其实都是在汉代经学中出现的，比如三纲五常的概念。
那么经学是怎样对子学进行改造，或者说篡改的呢？大体过程是分三步走。
第一步，就是将道德原则抽象化、概念化。比如说什么是孝，大部分人通常的理解就是奉承父母，而不必重复我们刚才的推导过程，也就是格物。
第二步，重新定义抽象的道德概念，进行偷换和篡改。比如将“忠”的思想内涵，从“诚明”也就是诚实地对待内心，偷换成“忠君”。
第三步，就是删除格物致知的方法论，不讲我们得到认知的过程，只是单方面强调某种结论，比如“君父的权威”。
伴随上述过程所发生的，就是将其理论体系不断复杂化、深奥化、精英化，让普通人很难听懂，但本能地又觉得很高深。
通过子学中格物致知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指导行为的规范，诸如忠、恕、仁、礼、义、孝、慈、信、俭、严……等等。
但是得到这些行为规范，都是有前提条件与推导过程的，假如将这些过程和条件省略了，问题就出现了。
还是以“孝”举例，有一句话很多人应该都听过，就是“圣皇以孝治天下”。
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？很多人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——圣皇提倡天下人都孝敬父母，看上去没什么毛病啊？
实际它不是这种表面上简单的涵义。
孝，怎么能用来治天下？它的核心首先是在家庭内部强调父权，强调子女对父母无条件的服从，然后再从家庭过度到社会，视君为父，强调对君权无条件的服从。
由此便重新定义了“忠”的内涵，建立起“君父”的权威。
先秦的子学家在构建思想体系时，并不需要神灵的参与，但经学家的篡改，却引入了君父的权威，它就相当于某种神权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退步。
经学家为什么要对子学进行这样的篡改，删除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，因为不删不行，不删就没法改造成阶级统治的工具。
我们再列举刚才谈论“孝”时推导出的六种行为，详细加以说明——
苛——抚——慈
忤——赡——孝
上面三种行为，是父母如何对待子女，下面三种行为，是子女如何对待父母。我们需要注意到，这六种行为之间，是存在前后因果关系的。
比如抚与赡，肯定是先有抚育而后有赡养。假如父母不抚育子女，子女就活不到能够赡养父母的时候。所以从逻辑关系上，抚是赡的前提。
孔子讲过两句话，以德报德、以直报怨。我们具体到这三组行为，其原则就是：以孝报慈、以赡报抚、以忤报苛。
这是格物的逻辑，慈和孝是同等重要的行为原则，同时也是因果对应关系，慈是孝的前提。
只强调以孝治天下、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，进而延伸到子民对君主的绝对顺从，由此重新定义忠，这是经学对子学的最大篡改。
这里讲个小故事，大家就能理解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最近几年某些媒体平台推出的寻亲节目一度很火，但有一个节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
有这么一个母亲，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跟别人跑了，多年杳无音信。后来孩子成年了，这个母亲又通过寻亲节目组找了回来，想跟孩子相认，并要求孩子赡养。
节目一经播出，网上就骂声一片。大家首先骂的是这个母亲，其次骂的就是那个劝说孩子认亲的记者，因为该记者在节目中使用了很多道德绑架的话术。
大家为什么会骂？因为在我们朴素的认知中，抚是赡的前提，没有抚育就没资格要求赡养，不论法律是怎么规定的，我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如此。
这个母亲的行为对孩子来说是苛，不抚之苛。那么孩子对待母亲的态度，就应该是忤，不赡之忤。假如不是这样，整个社会风尚就会出问题。
设想一下，假如无论父母怎么虐待孩子，都要求孩子必须无条件的孝敬，这就是在纵容恶行。坏人会坏得肆无忌惮，因为他们不必承受恶果。
当然了，这世上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慈爱的，这里只是打个比方，为了讲清楚道理。
上述六种行为中，有一种需要重点关注，就是苛。我们知道，儒家提倡的是仁，后世学者对“仁”的解释有很多，但是对“苛”却很少提，甚至刻意不提。
而在子学思想中，最反对的就是苛。
苛的表现形式，主要就提出过分的、不合理的、不切实际的、不仁的要求。
举当代的一个职场小例子，某员工下午五点半正准备下班，领导过来扔给他一个工作任务，要求写一个几万字的报告，明天上班就得交。
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苛！
再比如《西游记》电视剧里，九头虫命令奔波儿灞去干掉唐僧师徒，这也是苛。
现代有个词叫严苛，但严和苛是两种不同的行为。“严”通常是褒义的，“苛”则是贬义的。
以收税举例，假如有人只盯着一部分人收税，却对另一部分人偷税漏税视而不见，这就是执法不严，影响了公平公正。
“严”是“公”的前提，所以我们还有个成语叫公正严明。
但假如某个人只赚了一百块钱，却要收他二百块钱的税，这就是苛。
孔子还有一句话——苛政猛于虎。
按前文所述，忤与苛是因果对应关系，以忤报苛，这是对立面的冲突。忤就是张三不听李四的，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那就不仅是不听了，而是要干翻李四。
在儒家子学思想中，对待苛的最高反抗形式，就是两个字——革命。
“革命”并不是一个现代词汇，而是儒家子学中的成语，出自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是儒家五经之首，里面有一句话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
汤武，就是商汤和周武，革命，其实就是造反。他们干了什么？汤灭夏建商，武灭商建周，而这两位都是儒家推崇的上古圣贤。
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就感觉子学中包含的某些思想很危险了？所以它需要删改和阉割，从而异化为经学。
所以儒学中的“格物”，就以这么一种诡异的方式失传了，明明典籍中的痕迹还在，但后世却没人去提，也没人再去总结。
孔子建立思想体系所采用的人性还原法，也被视而不见，成了某种禁忌。
近代以来，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，直到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，不断有人提出“新儒学”的概念。
探讨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，更好地融合于现代社会，这种尝试本身值得提倡，但我对很多人所宣扬新儒学内容很不感冒。
因为我没有看见一个人，在宣扬新儒学时提到了儒学最有价值的部分，系统性地总结孔子建立思想体系时所采用的方法——人性还原法。
这是人类思想史上，从个体感性到群体理性，最精妙的转变。
真正有价值的新儒学，不是去搞经学研究，更不是片面引用古籍经典中的某段话，讲什么看似高深的义理。
我们得到认知以及检验认知的方法与过程，文化传统中最朴素的共同价值观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
刚才我们讨论了三个问题，孔子与笛卡尔、孔子与王守仁、孔子与马克思，最后第三个问题稍微多说了一些。
接下来就是第二论的主题，儒家子学揭示的成长路径。
去年我在安徽大学有个讲座，当时讲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网上玩笑：某人说，假如哪天发达了，早饭豆浆买两碗，喝一碗、倒一碗。
这个玩笑在我看来也是个寓言，它的象征意义是折射出每个人的潜意识。它象征着我们每达到一定的高度、拥有一定的成就后，做什么、不做什么。
在儒家的子学思想中，这条路径就是《大学》中总结的八条目：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
在《大学》中，阐述“格物致知”的这一卷内容，从汉代开始就缺失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段文字，是宋代的朱熹补进去的一段车轱辘话。
所以在介绍这条路径之前，我们先要介绍格物致知，它是建立认知的起点与方法，否则后续的内容就无从谈起。
这一条路径，是个人叙事到宏大叙事之间的纽带。假如文化传统中没有这条纽带，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不能兼容，就会出大问题。
有个台湾作家叫龙应台，她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不在乎大国崛起，我只在乎小民尊严。”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？
我先不引用网上批判她的观点，只是指出，她这句话暗戳戳地隐含了一个假设：就是某个大国的崛起，与所谓的小民的尊严，一定是矛盾的、冲突的。
因为她的句式有问题，是“不在乎……，只在乎……。”重视小民尊严当然没有问题，但不应该把它放在大国崛起的对立面。
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之间是否存在矛盾？在局部范畴可能会存在一些矛盾，但在总体上它们应该是一致的。
这种一致性，就是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兼容性，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所应该追求的发展方向，就是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能够更好的、更完美的兼容。
假如不在乎大国崛起，只追求所谓的小民尊严，那该怎么形容这种人呢，汉奸买办、达利特领班？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中，恰恰是最没有尊严的。
在座还有人不知道达利特领班是什么意思，可以自己去查。
任何一种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思想体系，都要有联系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纽带。
假如这两者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，不仅民族精神不复存在，文明形态也会崩塌，最终化为一地碎片。
假如把那句话的信息包压缩一下，变成“我不在乎家庭收入，我只在乎个人消费。”大家再去品品是什么意思？
所以网上有人反驳她：“没有大国崛起，哪来小民尊严？”
能这样反驳，就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清醒且深刻的认识，包括对近代中国所经历的苦难记忆。
这种意识也来源于我们所处的中国文化背景，而放到世界范围内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出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反驳。
龙应台也喜欢谈中国文化，听说她还当过台湾的文化部负责人，我对此感到格外震惊……（此处省略爆粗口的内容）
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，儒家子学早就指出了这样一条路径，从格物致知，到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，直至治国平天下。
它代表了儒家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理想的融合。
顺便插一句，大乘佛学对小乘佛学的改造，也是试图兼容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，从纯粹自我修行度化，上升到所谓的度己度人、普度众生，从而构建了完整的内部哲学体系。
我们今天讲的是子学，不是佛学，拉回来言归正传。
兼容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，佛家有佛家指出的路径，道家有道家指出的路径，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路径，那啥教有那啥教的路径，它并不仅是儒学的内容。
但儒家子学指出的自我实现成长路径，至少在那个年代，我认为是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兼容得最好的。
限于时间只有一下午，我不可能将《大学》中的八条目，都一一详细论述，今天只是展开讲了格物致知，在这里则重点回答两个问题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，王守仁的观点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但在子学的八条目中，格物只是获得认知的方法，而将认知贯彻于行为中，则是修身。
第二个问题，很多人都问过：“说修身我能理解，但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又不是诸葛亮，哪里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呢？”
其实在很多其他的文化背景中，修身就是个人叙事的终点了，要么是无意改变世界，只能好好去做自己；要么就是好好去做自己，别去操心更多，其他的事交给上帝。
但儒家的观点不同，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，而不是把人孤立与割裂开来。
儒家讲的修身，不仅是与自己，也是在与身边的人打交道。比如怎么对待父母、子女、兄弟、姐妹、伴侣、亲朋……这就是齐家，进而影响到所处的社会环境。
儒家子学认为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，而教化的目的，就是让人拥有能构建这种理想的能力。
我不止一次讲过东北烧烤摊的故事，街边撸串喝了点酒，很多人就开始纵论天下、评点得失，从治国的方针策略，到国际的风云变换，分析得头头是道。
有人可能会觉得好笑，而我也觉得很好玩，但它其实很可贵！
这是一种可贵的社会理想主义精神，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幼稚，但他们怀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，试图做出各种分析点评。
毛主席有一首词：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糞土当年万户侯。”形容就是这种社会理想主义精神。
有人可能又要问了，我又不是领导人，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有什么意义呢？有，当然有，而且非常重要！
因为这代表了每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诉求，同时也意味着对理想世界的期待。无数人共同的诉求与期待，才构成了文化传统中的民族精神。
我们应该对现实世界有最高层次的诉求，包括国家治理应该是怎么样的、人民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可以追求一个更理想的世界。
而儒家子学所提出的成长路径，就是对现实世界提出的诉求，同时代表了对理想世界的追求，这是下一讲的内容。
（未完待续……）
相关小说：